见到李慎之有点拘束，陈观鱼转而与李慎之谈起了商业。换做了商业话题，李慎之显得又来精神了。
而陈观鱼作为市舶司官员，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商人，最关心的也是商业问题。
大明传统的地方官员，商业再繁荣与之政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更不能多收到税收。天津市舶司则相反，进出口贸易越是繁荣，市舶司能够收到的税收越多，陈观鱼的个人业绩越是卓著。
因为，努力做事与政绩挂钩，也与个人的财富收益挂钩。根本无需贪污受贿，陈某人便能够从海量的进出口贸易中，每年获得超过万两银子的个人收益。
以明朝时期的消费水平，万两银子已经够普通人锦衣玉食一辈子。如果是正常人，想要妻妾成群，也挺简单。
陈观鱼虽然是宦官，却不屑弄一些“对食”之类的假夫妻，而且陈观鱼家乡也无亲友牵挂，无需将钱寄给亲戚。所以，他个人赚的利益根本花不完，在钱财上已经看淡了。
既然在钱财、女色等等方面没有欲望，那么陈观鱼的个人理想越发沉浸在名留青史，作为一名赫赫有名的名阉义宦。
李慎之被挖到皇家纺织公司之前，已经是松江一名资深的棉纺作坊的掌柜，入了皇家纺织公司之后，目光更从国内转向了海外。对于纺织市场认识之深刻，在大明纺织作坊掌柜中，已经算是出类拔萃的了。
毫无疑问，明朝的商品经济体系中，纺织产品是手工业产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。而棉花纺织产业，又是纺织业中的龙头！
中华棉纺工业在中国南宋末年已经脱离了小农经济模式的局限性，而是快速的进入了前工业化时代。
再到了明朝两百多年的不断发展，大明棉纺工业的规模达到100多万人以上。比如，松江、常州、苏州、杭州等等纺织重镇，一年制作出来的棉布是超过2亿匹的。
但是受制于原材料涨价和生产过剩的影响，棉纺工业在国内市场中销售，早就进入了普遍亏损状态。
崇祯年间的一斤棉花的价格涨到了1钱银子。而三斤棉花才能够制作出一匹布，一匹布的原材料成本是达到0.3两银子。
再加上人工成本、运费之类耗损，一匹棉布的成本价将会达到0.5两左右。
而在大明境内的市场的棉布零售价只能卖到0.6两银子。这么一点的市场差价，使得很多的棉布作坊根本不赚钱。
而官营织造作坊，由于管理不善连连亏损，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在垂死挣扎。管理作坊的织造太监为了捞钱，强行用低价购买棉花。以及以一纸公文，无偿征用私营作坊的工匠，为官营作坊免费劳役数个月。
如此的摊派、劳役的手段，也没有扭转江南官营作坊全面亏本的局面，但是织造太监们却是捞取了大量私利。
因为江南地区官营织造已经全面溃烂，崇祯登基之初，便关停了江南地区绝大多数的官营作坊。
而关停那些官营作坊，减少了大明纺织业10%左右的产能，并且造成了10多万技术水平优秀的官营织造工匠失去了工作。
事实上，关停江南众多官营作坊的作法并不甚高明，换做肖图白主政当年的织造业，多半是聘用懂行的纺织业作坊掌柜，以及将产品出口海外，获得利润。
大明皇家纺织公司，无疑就是充分利用了外贸出口的价格优势，在大明棉纺行业整体经营困难的时候，活的相当滋润。
0.5两银子的能够生产一匹棉布，而在天津的市舶司港口对外出口，每匹价格达到1两银子，而且还供不应求。由于，大明皇家纺织公司接到手的出口订单超过20万匹，每月的新订单还在不断的快速增长。
鉴于此，大明皇家纺织公司，已经不满足于天津卫城的所建设的50人小作坊。
对此，李慎之从江南挖来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，不断的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。在天津卫城内，大明皇家纺织公司的厂房，经过不断的扩张，已经拥有6个生产车间，平均每个生产车间50名工匠。
从纺纱到织布，平均每个车间月生产1000匹棉布。6个生产车间，月产棉布达到6000匹。
当然了，面对手中20万多匹的总订单，6000匹的月产量，让李慎之觉得非常不满。而天津卫城内，已经非常拥挤，很难找到适合办厂，并且廉价的厂房。
“为什么不去葛沽办厂？”陈观鱼笑道。
“听说葛沽搞八大厂计划，不就是有意自己搞纺织业吗？”李慎之颇为不满。
“谁说葛沽一定要自己搞了？将岸前不久，还写信给我，让我帮忙招商引资，介绍一些纺织业作坊入驻葛沽，我回复说，皇家纺织公司也许能成！”陈观鱼笑道。
李慎之喜道：“今天便动身去葛沽看一看，如果葛沽那边有意，在那边建几座分厂，也是可以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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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葛沽镇推行“八大厂”计划的将岸，感觉到办纺织工厂，存在技术上的困难，所以决心招商引资。
李慎之、将岸两人目标和利益都非常接近。不久后，李慎之带着皇家纺织公司的考察团来到葛沽后，受到了将岸热烈的欢迎。
葛沽镇，最大的酒楼“喜盈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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