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东阳今天散班回来得晚，到家天已黑了。平常回家，他都会先到后院看看夫人潘氏说几句家常话，今儿个却都免了。
他一回来，就心事重重的一头扎进书房，援笔伸纸，写下“请裁抑外戚疏”一行字，眼睛瞄着它却半天写不出下文。这当儿，他吩咐李荃安排厨下做了一碗葱花挂面端进书房，胡乱扒下去充饥，心思还在那道待写的奏疏上。
昨晚王玉突然来访，转达皇帝意思，皇上授意他写“请裁抑外戚疏”这本奏折本意就是对付宗亲贵戚，这可是件得罪人的事，本来他就心中犹豫。没料到，今日一早受到刘健的诘问，这一整天，他就心绪不安。
随着弘治十九年清田完成，去年三月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，京城里头已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。这两年，皇帝朱祐樘励精图治，经过两年多吏治，十八大衙门已在皇上牢牢掌握之中。
一令既出争相回应，这固是可喜之事，但皇上的权威日盛，却也不是作为次辅的他愿意看到的。所幸的是，皇帝对各位阁臣依然信任，并不过多的干涉内阁工作，内廷和内阁目前倒也相安无事。
但终究是个隐忧，皇权相权相争，自古以来，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。从某种意义说，刘健所为，站在朝臣角度看也并不过分。他争的是相权，也不完全是为了私利。毕竟皇权过大，失去内阁制衡，对国家总体来说也不是好事。
万一将来的皇帝是个昏君、庸君，手中的权力这么大，没有一点制约肆意妄为，对大明来说，岂不是一场灾难？因此他不愿意在这件事上与首辅刘健翻脸，每次政见不合，李东阳选择了忍让。
按道理说，身为谨身殿大学士的李东阳，屁股应该坐在内阁这边，跟着刘健一起和皇帝争。李东阳之所以没有这样做，主要是弘治皇帝自始至终行使权力时很有节制，并没有过分揽权，也不干涉内阁的日常工作。
再加上这两年改革的成绩斐然，大大改善了朝廷的财政，尤其是军队改革，不仅提高了战斗力，还大幅度降低了财政的负担。这一切，都让李东阳看到了大明强盛的希望，这非常符合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。所以作为户部尚书，帝国的次辅，他尽量配合皇帝，把各项新政落实到位。
不过，改革并非事事顺心。尤其近一年来，随着改革继续深入到经济层面，反弹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因这两年的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，对这些皇亲国戚戚畹膏粱，各衙门官员也莫可奈何，作为兼任的户部尚书，这正是李东阳心忧之处。
今年正旦，皇上对全国各地公侯贵戚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的圣旨公布，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，一些宗亲勋贵私底下相互勾连，小动作频频。
也有一些自以为身份特殊，有恃无恐的家伙。譬如，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德王朱见潾，他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，明宪宗朱见深之弟，当今皇上的皇叔，身份尊贵又资格很老，故此桀骜不驯。
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德王朱见潾就藩藩邸，到达藩邸之后，德王上书，请求得到齐（明太祖朱元璋七子齐恭王朱榑）、汉（明成祖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）二王贬为庶人时的居所东昌府、兖州府的空闲之田及白云湖、景阳湖、广平湖三湖之地，其兄明宪宗全部应允。
德王又上书请求经营南旺湖的产业，明宪宗以漕渠之由驳回。德王又上书请求汉王朱高煦的牧马之地，济南府知府赵璜说土地已经归于民间，供给税赋已久，不应夺取，明宪宗听从赵璜的建议。可见此人有多贪婪。
弘治二十一年正旦刚过，朝廷下诏王府庄田每亩徵银三分，每年交税成为常法。
德王朱见潾上奏说：“初年，兖州府庄田每年每亩交税二十升，只有清河一县，成化年间采用大理寺少卿宋旻的建议，每年每亩交税五升。如果像新的诏命那样，臣将无法供给自己。”
户部官员坚持说山东水旱之灾连续不断，百姓凋零破败，应该按诏书实行。弘治皇帝朱祐樘当即驳回德王的请求，说：“藩王心中只有私利，个个欲壑难填，德王哪里要担忧贫困，不要同意他的要求。”
在东昌府、兖州府的空闲之田及白云湖、景阳湖、广平湖三湖之地，德王名下的子粒田有三十多万顷良田。此项加征，德王每年须得拿出八万六千两银子，与他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，这个数字其实算是九牛一毛。
但为富者多不仁，让德王放这一点点血，却如同剜了他的心头肉。根据锦衣卫报告，他在济南逢人就发牢骚：
“今上对皇族的供养田也得抽分彩头，这是哪门子王法？特么的，照朱祐樘这样搞下去，大明早晚得打嗝认捐，放屁缴税。”
不单是说，德王还仗着自己的皇叔身份，依老卖老，公然写了揭帖送进京师，要求进京觐见皇上，当面陈“苦处”，打算胡搅蛮缠，对抗到底。谁知这招法儿不灵，朱祐樘收到揭帖后并不宣旨让他进京，也没有只言片语传来予以安慰。
他感到拳头打在棉花上，劲儿都白使了。但他并不甘心，又派人到处联络公侯戚畹，一起具名上奏，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子粒田税银的圣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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