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年近花甲的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，这次他的任务远比以前他在广西平乱艰巨：工程进展缓慢，恢复漕运又刻不容缓，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，没几年工夫根本治理不完。
但漕运必须马上恢复，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。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：分流入淮。操作方法是：挖掘几条干道，引导黄河进入淮河，经淮河入海。总之，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，这是一个大工程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。
但刘大夏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月河。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：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吗，怎么还要往北挖？这不是胡闹吗？
看似胡闹，其实是对的。因为刘大夏知道，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，漕运中断了，要想尽快恢复，必须要开挖一条临时河道，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。
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，但是，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，就不会存在风险。相反，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月河，还能为分流入淮的工作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。
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，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，南北漕运恢复，连接大明帝国的生命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。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，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，保证工程顺利进行。
漕运恢复，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，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，几十万民夫继续勤扒苦作，日夜赶工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刘大夏也豁出去了，快到六十岁的老头儿天天连轴转，没一天睡个囫囵觉，吃住全在工地上，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。领导都“模范带头”了，底下人哪敢怠慢，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，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施工任务。
经过两年努力，黄河成功改道，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，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，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。
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，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终于可以重新恢复生产。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。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直到后世还保留着拜河神的活动，而河神正是刘大夏。
其实不光是这些功绩，刘大夏还很懂得经济，他就用经济手段解决了当时宣府边民的吃饭问题，而他使用的经济手段就是后世人熟悉的宏观调控。你看看，这人牛不牛？几百年前就懂得了宏观调控这样的经济手段。
这就是刘大夏，一个清正廉洁、多才多艺，而又极其聪明的君子，也是“弘治三君子”中最重要的人。朱祐樘今天之所以敲打他，并非因为讨厌他，只是一种帝王手段而已。
朱祐樘选择用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政绩，他不仅用过刘大夏这样的清官，也用过刘吉这样的贪官，而且他要保持朝堂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，打破这种平衡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所以说，朱祐樘很会当皇帝，他把自己置身于仲裁者的位置上。
因为刘大夏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，和太监争权，希望皇帝垂拱而治也是儒家门徒的理想。这些年，朝堂上文官的话语权越来越重，尤其是御史言官偏向于内阁，朱祐樘就不动声色的提高了太监的地位，让那些太监去制衡他们。帝王心术而已。
至于烧毁郑和海图，只能够说是他的思想带有历史的局限性，无法用好和坏这个标准来给这个人定义。提出摊丁入亩，官绅一体纳粮这种经济政策的人，恰恰就是刘大夏在弘治十年提出的，但朱祐樘当时认为太过激进了。
他拒绝了刘大夏的经济改革方案，只是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，即对盐政进行了改革。这一切，理论上源自丘濬的《大学衍义补》，实际的操作，则是从刘大夏和叶淇变革盐法开始。
当人们津津乐道万历朝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时，当史家反复讨论明朝中后期“资本主义萌芽”时，弘治朝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这些观点，只不过当时时机不成熟。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知道，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朱厚炜哪里知道这些，今天炸了毛，闹了一场大误会。明白了这点，朱厚炜颇有些尴尬。刚才他的态度实在有些过分了，毕竟这老头是一片好心。
朱祐樘见他尴尬的样子，笑了笑，转移了话题说道：“炜儿干的不错，才第一年，福山夏税就超过了两万两，朕很是欣慰。这说明摊丁入亩，官绅一体纳粮的法子，还是行之有效的。
现在朝廷财政困难，边境烽烟四起，边军士气衰弱。唉，多事之秋啊！为了解决财政困难，刘健、李东阳多次上疏征收粒子田税，朕也有些动心。炜儿，朕想听听你的意见，这是家里人在说话，你不用顾忌。”
朱厚炜想了一想，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：“父皇，儿臣认为征收粒子田税可以先缓缓，时机上不成熟，何况收粒子钱，首当其冲的是张家，恐怕父皇过不了母后那一关，朝令夕改，会出大问题的。
其实儿臣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革军队，您如果是不把军队整顿好，控制好，将来不管是征收粒子田税，还是将来推行摊丁入亩，官绅一体纳粮，都很难顺利推行下去。况且改革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。总之，军队稳定才是改革的保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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