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其中，最得宠的，就是韩贵妃，几与曹皇后分庭抗礼。韩贵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简单的，他是建隆宰相韩承均之孙。
在帝国百年之后的当下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牌，帝国的勋贵阶层也发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，顶层的权贵圈子越来越小，继续保留在帝国权力中枢，依旧对国家事务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，也只剩下那十几二十个家族了，这是通过百年历史激荡、风云变幻，方才筛选出来的。
其余的，或因后继无人，或因立场出错，抑或是出现重大政治过失，比起大汉帝国，还先走起下坡路......
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家族，都沉寂乃至沦落，甚至有的仅剩个空头爵位，有些家族因为经营不善，甚至开始变卖祖产过活。
而正统时代的到来，对于天下勋贵来说，都是一桩幸事。因为，来自皇权的压制力大大减轻了，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勋贵，也得以“卷土重来”，“再兴家业”。
那么，一个问题出现了，正统时代，是文臣的春天，是庶族的时代，勋贵们也迎来复苏，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况下，权贵们春天，又建立在哪些群体的寒冬之上呢？
范仲淹拜相之后，所发起的一系列对帝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（良），都是冲着解答这个问题去的，虽然最后证明，这个问题，无解！
而就在范仲淹拜相不过几日的功夫，一个麻烦就找上门了，广陵王刘继臻强闯政事堂，状告洛阳府尹包拯，藐视天家、侮辱皇叔、滥用官权等十大罪名，要求范仲淹将之免官惩办......
历史的修正下，包拯，“包大人”，依旧在帝国朝廷焕发着他的光彩，甚至于，因为政法大学堂的履历，世宗近臣，乃至与皇帝刘维箴还有一段师生情谊，使他在朝廷内部的声望比正史上还要高。
在四十五岁，就担任洛阳府尹，这样的履历，在当下的大汉帝国，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。要知道，普天之下，绝大多数走正常升迁路线的官僚，便是那些出类拔萃且不失运气者，在这个年纪，大部分也只能做到普通州府一级。
连范仲淹，都在年近六旬的时候，才担任首相，还是在朝堂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，可想而知，当下的大汉帝国，上层权贵中，“老龄化”有多严重。
而包拯这个“年轻人”，在担任洛阳府尹后，也很快就得到了“包青天”的名声，只因为两点，不畏权贵，为民请命。
在太宗—世宗二朝加强法治建设的背景下，导致全国各地，讼师行业快速勃兴，而在京中，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高门富户打官司的“大状”，这批人，可谓是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。
然而，自包拯就任洛阳府尹以来，这些人的“败诉率”直线下降，甚至到后来，一听是包青天亲自断案，都赶忙劝“当事人”止损为优先......
广陵王刘继臻，乃是世宗皇帝四子，初封广陵公，刘维箴继位后，晋位为王。如今的大汉宗室，老一辈的，基本只剩下一个许王刘曜了，他当了将近三十年的中书令，对帝国朝局的稳定起到了突出作用。
等燕王刘昭薨逝后，又身兼宗正之职，直到前几年，方以年高从中书令位置上退下，专心于宗正事务。依宗室惯例，刘维箴又以二叔安阳王刘继德为中书令，不过，到刘继德时，中书令的权威与作用，虽然依旧保持着，不过因为人的关系，也逐渐下滑了。
刘继臻徒以亲贵，平日里也还算安分，但在范仲淹初任首相之际，闹出“闯堂”的风波来，背后自然少不了推手。只不过，就他自己，也确实与包拯有怨，因为他的女婿因为私贩盐茶、害人死命，被包拯拿下，当堂判死了。
事前，碍于情面，刘继臻也低头做小，希望包拯能高抬一手，至少保住性命，结果，“包大人”原则性很强，毫无通融之处，在刘继臻找到皇帝之前，就将其婿判死了。
这里又有个背景，在大汉帝国的地方官府中，唯有洛阳与开封二府，当堂判死的案例，几无推翻可能，这是二府府尹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，这也导致，二府无法轻易判死，也达到一个制衡的效果。
因而，当包拯的判决书生效的时候，能够救广陵王之婿的就基本只有皇帝，然而，当今皇帝，又岂会因一个罪证确凿的“郡马”，而去挑战政治潜规则？
回到范仲淹这边，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包拯，然而面对不依不饶的刘继臻，为免场面上闹得太不好看，最终将宗正许王刘曜请了出来，将刘继臻禁足三月，此事方才告终。
但这件事，也成为范相公与朝廷内外那些不法勋贵以及顽固而强大的保守派们，角力战斗的开端，而类似的事件，在范仲淹整个执政生涯，是层出不穷，并且每一次，都能搞得范仲淹心力交瘁。
范仲淹是一个渴望做事也能够做事的人，但是，当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被牵扯到朝廷内部的龃龉上时，他为大汉帝国的一切努力，就只剩下苦苦支撑了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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