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九下午，林维桢和谭沁在彭城上了开往首都的火车，买的硬座票。
本以为自己算是比较早返校的，没想到车厢里的大部分人胸前都挂着校徽。
或许过年的兴奋劲还没退去，车厢里充斥着叽叽喳喳的各地方言，因为基本是在彭城之前上的车，所以口音偏南方。
比如，对面胸口挂着首都师大校徽的老哥，就说着一口江宁话。
“啊你是北大的赖”。
林维桢伸出右手道：“认识一下，北大79级经济系，林维桢”。
“徐宝奇，首都师大77级政治经济学系”。
“你可是我的前辈，都是学经济的”，林维桢颇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前世他本科就读于师大的政治经济学系，可却从来没见过徐宝奇，不过想到一个是77级的老大哥，一个是79级的小学弟，他便释然了。
徐宝奇笑道：“我学经济可是半路子出家，知道政治经济学系的前身是哪个系吗？”
哪能不知道！
“我听说去年你们学校政教系一分为三，分别是哲学系、政治经济学系和马列毛思想研究所，对吧？”
“啊呦，你知道的挺多喃”，徐宝奇没想到一个外校人竟然对师大的院系调整如此清楚，“我明白了，你在师大有同学吧，肯定是听他说的”。
“不是，我听宿舍哥们说的”，林维桢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一下子就想到了柳月，不过柳月在外语系学英语，跟政经系八竿子打不着。
两人都是学经济的，还是有蛮多共同语言的，聊累了睡，醒了继续聊，一路上倒不觉得无聊。
在首都站下车，林维桢和徐宝奇互留了联系方式，然后分道扬镳。
等公交车时，谭沁突然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承认在师大有同学？”
林维桢摸摸她的脑袋，笑道：“说了又怎么样？我跟她性格相冲，做路人比做朋友更合适”。
在火车上有外人在，谭沁不好开口，憋了整整一路，还得装出一副没事的模样，早就生了一肚子闷气，这时再也忍不住了，泼辣性子终于爆发，“你为什么怕跟她见面？是不是还惦记着她？”
这真是天大的冤枉！林维桢有些欲哭无泪，不知该怎么解释。
“哼！没话说了吧？”，谭沁呲着小白牙恶狠狠地道。
“我的姑奶奶，你别瞎想好不好？”，林维桢还真拿她没半点法子，只能软语相劝。
谭沁却不依不饶道：“那你为啥不承认她是你同学，又不愿见她？难道你心里有愧？”
这都哪跟哪儿？我心里有愧？笑话！
“想听真话假话？”
“当然听真话”。
“真话就是刚才说过的，我跟柳月性格不合，我已经是个够骄傲的人了，她比我还傲，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，没法过日子。而且，她这个人……”，说到这里，林维桢停了一下，斟酌着词汇，尽量委婉一点，“她这个人太虚荣，不管什么都要争上一争，只要发现别人比她强，她心里就会不平衡，会想方设法地去超过，这种人活得很累，和她一起生活会更累”。
谭沁直愣愣地看着林维桢，半晌才幽幽地道：“看来你对她挺了解的嘛”。
林维桢闻言不由苦笑，还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女人只要想找你茬，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。罢了罢了，自己还是伏低做小，她说什么自己就听着，先把她哄好了再说。
见林维桢不说话，谭沁横了他一眼，旋即叹气道：“唉，柳姐是个要强的女人，我是学不来”。
林维桢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你千万别学！”
谭沁笑吟吟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林维桢耷拉着脸道：“你学了，我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”。
谭沁捂着嘴咯咯笑起来，笑完后马上板着脸道：“你要是惹我不高兴了，我就学柳月姐！”
撒完了气，谭沁重新恢复了小女人的本色，拉着林维桢的衣角站在人群里等公交。
眼见着公交车慢悠悠地驶来，林维桢左手提起行李，右手护着谭沁，随着人群往车上挤。
“那如果说假话呢？”，怀里的谭沁突然问道。
“啥？”，林维桢愣了愣，随即笑道：“假话就是我讨厌她，看到她那张脸就觉得烦”。
谭沁回头白了他一眼，心里却美滋滋的，嗔怪道：“柳月姐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堪！”
先把谭沁送到学校安顿下来，回到宿舍时发现牟老大已经回来了，正在打扫卫生。
牟叶平也是刚到，两人互相拜了个晚年，然后一起将宿舍里里外外清理一遍。
因为坐了一夜的火车，两人困得连午饭没吃，倒头就睡。
一觉醒来，已经是下午三点。闲着无事，林维桢打算去祖宅那边瞧瞧。
下了楼，来到停车棚，运气不错，自行车居然还在。
2月底的首都，少见地刮起了东南风，林维桢顶着风骑得费力，只能放慢速度。
首都一直流传着“九九歌”，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河边柳，七九河开八九雁归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
所谓的“一九”，指的是从冬至那天算起的九天，依次类推，每九天为“一九”。
一九二九正是首都的寒冬季节，故而人们怕冷不愿伸出手；三九四九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，河面封冻；五九六九天气开始回暖，河边的柳条开始抽芽；到了七九，河冰消融，紧接着越冬的大雁回归北方。出了二月，春耕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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