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增产增收，囤积储备，以及利用俘虏、发动民众，进行水利设施的建设，是未雨绸缪，是趋利避害。同时，也是力争不要影响到那时候杨天风预期中的大反攻。
在得到各方的情报，判断出日军的计划和动向后，杨天风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。
已经是三月份了，再过五个多月就是八路军的百团大战，新七军便又得到了乘势进攻的机会。而在这五个月中，只要顶住头几个月，青纱帐一起，日军的扫荡便要面对很大的困难。何况，新七军还有秘密武器没有使用，发展也是日新月异。而日军从抗战之初到最后失败，战力在不断下降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当然，要顶住，要粉碎或迟滞日军的如意算盘，并不是全靠新七军。比如日军对鲁西根据地、冀南地区的进攻，就需要抗日友军的努力和奋战了。
所以，对于八路军交换武器的要求，杨天风很痛快地批准。在湖西战役中缴获并修好的六门步兵炮、三百多发炮弹，以及一批弹药，使邻近的八路军部队有了遏制鬼子修路、筑堡、蚕食的武器装备。
换来的回报除了钢轨、电线、粮食等物资外，还有八路军对湖西根据地的全面放弃。没有什么交接仪式，也没有什么协议，已经被压缩为“一弹穿”的小地盘，留之无益，反倒会成为与新七军发生冲突的因素。何况，杨天风并没有显露出要与八路军搞“摩擦”的迹象，反倒慷慨地给予了武器支援，这也算是八路军投桃报李的一个举动。
华北的鬼子就那么多，尽管是暂时的，但多打掉一个炮楼，甚至多杀伤一个士兵，在杨天风看来也是有益的。别看影响可能很轻微，但很多轻微的影响累加到一起，起到的作用也会大起来。
更令杨天风感到欣慰的是周边友军的变化，豫西的第三集团军、76师、骑八师就不用说了，武器装备在持续加强，部队的战力在不断提升；南面的大别山根据地在永城军工的大力帮助下，现在也能够生产制造地雷、手榴弹、飞雷炮、迫击炮和钢拳，并且有了一个中等规模的修械厂。
在整个抗战中，表现很突出的两大杂牌部队——西北军和桂军，就在鲁豫皖边区的周边，并为鲁豫皖边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帮助。对此，杨天风是感到很有幸的。
如果再把视角放得宽广，便能看到整个国*军在武器装备上也有提高和进步。由于基础、规模、人才等条件的不同，大后方的军工生产能力肯定比边区要更强。钢拳、榴弹发射器、六零迫击炮、战防炮、仿苏制37mm高炮等等，由于边区军工的产能要精打细算，在某些武器的生产数量上，当然是大大落后的。
显然，武器装备的提高，对于整个抗战都是有利的，都在改变着抗战历史。这在几次战役中便有体现，杀伤日军的数量，摧毁坦克的数量，都比历史上有所增长。无疑，这对于削弱日军的整体实力，或牵制更多的日军兵力，或增大日军短切突击的时间间隔，都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
历史已经改变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杨天风为此感到欣慰和得意的同时，也意识到他将逐步失去先知先觉的能力，至少国内抗战的一些大事件将有改变。所以，他对于运用这种能力为抗战作贡献，也变得越来越谨慎。
枣宜会战，这场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，此时应该已在日军筹划之中，但具体的布署还会与历史上一样吗？
杨天风看着已经按记忆写好的日军的作战方针及具体布署，犹豫着，迟疑着，最终将详细的作战计划划掉，只留下了会战指导方针这个比较粗疏的东西。
“日军遭我冬季反攻之沉重打击，意图反攻报复。其拟在雨季到来之前，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我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。其会战指导方针是：大概在五月上旬开始攻势。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我军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我军核心部队。”
宜昌扼川江门户，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。抗战历史上，宜昌要地失守，或许是对国府危机最大的一次。
杨天风思索了一会儿，又在下面写道：“宜昌可作为日本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，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，日军可能一反速进速退、攻击后恢复原来态势的战法。此次作战持续时间会比以往增长很多，且日军有可能攻占宜昌，以迫国府屈服。”
尽管在制定作战计划时，日军对占领宜昌后是否要予以确保，事先并没有明确规定。按照武汉会战后大本营所确定的一般方针，每次作战，即使是经大本营批准的超越作战控制区域的作战，也只是给中国*军队一次沉重打击，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，并不是要扩大占领区。
但历史上由于倭皇的干预，日军在第一次占领宜昌并撤出后，又调头突进，第二次占领了宜昌。为此，日军大本营为还将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第4师团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，列入第11军，以长期确保宜昌。
杨天风不敢使用太过确定的字眼，而是多用“可能”，并不写日军进攻布署的细节，以避免历史改变所给国*军带来负面影响。只要大的方向准确，作战的细节总会因为形势变化而有所不同，说的太过详细反倒有误导作用。况且，现在连杨天风也不知道今后的抗战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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